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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国时期，蒋介石为了维护自己的独裁统治，成立了军统和中统两大特务组织，军统的领导人是戴笠，被称为“蒋介石的佩剑”，专门进行刺杀、军事情报搜集等任务，中统的领导是陈果夫和陈立夫兄弟，中统的作用主要是政治宣传，和对付国民党以外的政治团体等。

中统最早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“党务调查科”，后来经过扩编，一直到抗日战争时期，才正式叫中统。抗日战争时期，江浙地区是日伪的大本营，因此各方势力都有盘踞，特高科、“76号”、中统、军统、地下党，都在隐密战线较量着。

徐兆麟是中统的王牌特务，长期盘踞在上海周围，抗战前他和史济美等人，和共产党的特科较量，抗战时和日伪较量。和军统的破坏行动不同，中统相当于是“文特务”，徐兆麟在江浙地区，主要是安排中统特务，打入日伪的办事机构，并且和一些脚踏两只船的汉奸来往。

由于在龙潭虎穴中生存，徐兆麟领导的中统苏沪区，多次被日伪破坏，不少人背叛当了汉奸，但徐兆麟却意志坚定，再困难也没有投敌。抗日战争爆发后，徐兆麟在南京当过接收大员，可惜和中统上层关系不好，之后只能担任虚职。

徐兆麟出生于年月不详，好像是湖北人，早年加入了国民党的特务组织“党务调查科”，也就是后来的中统，“党务调查科”发展成“党务调查处”后，徐兆麟担任情报科科长。

1933年9月，徐兆麟升为特工总部上海区区长，当时另外一个特务史济美，利用“细胞”破获了几次大案，还成立了一个“细胞”工作委员会，由中共叛徒周光亚负责，企图在上海的中共地下党里面拉拢叛徒，徐兆麟配合了史济美很多工作，二人对中共地下党的破坏性很强。

徐兆麟为了完善上海区，在区部下面增设了总务股、情报股。同时，他依照各股内部结构及工作性质，制定了分组负责制度，各组增设一名小组长，情报股里面分为采访、编审、研究等小组，通过邮电检查来获取情报。

1933年底，史济美在上海被中共特科刺杀，这件事惊动上海和南京，徐兆麟奉命破案。一天《社会新闻》杂志社，邀请中统在上海的重要特务吃饭，邀请的有中央特派员潘哲、行动股股长陈中柱、特务股股长陈静与股员周光亚，请客的理由是丁默邨准备休假，社务交李士群代管，请各方面多加关照，丁墨邨和李士群是《社会新闻》的负责人。

李士群

由于史济美刚被刺杀，徐兆麟不敢参加活动，所以就没有去，结果散席后特务股长陈静被枪击，但没有性命危险。徐兆麟听说发生枪击案后，立马跑到医院向陈静询问当时情况，发现丁墨邨和李士群嫌疑很大，于是徐兆麟派人把二人押往南京总部。

1938年，抗日战争爆发后，徐兆麟担任中统苏沪区区长，他还秘密组建了中统局东南辅导区，坚持在敌后抗日。

1939年9月，中统苏沪区副区长苏德成叛变，苏德成又出卖了另外一个副区长胡均鹤，导致胡均鹤也叛变了，为了抓捕徐兆麟，汪伪“76号”组织，把胡均鹤放了回去。徐兆麟不知道胡均鹤被捕，和平常一样给胡均鹤家里打电话，接电话的是胡均鹤的妻子赵尚芸(赵尚志的妹妹)，胡均鹤不想出卖徐兆麟，就让赵尚芸对徐兆麟说，他被苏德成请出去了，徐兆麟这才知道胡均鹤已经被抓了。也是这个原因，抗日战争胜利后，胡均鹤以汉奸罪被捕，徐兆麟找了不少关系帮胡均鹤。

胡均鹤

1939年下旬，陆玄南、夏恩临和陈觉吾分别通过与汪伪宣传部长陶希圣、汪伪中央党部社会部副部长汪曼云的关系打入汪伪中华通讯社、汪伪社会部，随后跻身南京伪党部骨干分子。他们在南京展开活动，沦陷一年半后，重庆国民政府终于再次重建起了南京特别党市部。此后他们一方面多次传递出汪伪政府情报，一方面在汪伪内部设法挑动原维新政府成员与汪伪成员的派系斗争，从内部瓦解地方组织；发展抗日力量。

唐惠民是汪伪“76号”特务组织的南京区区长，是一个蛇鼠两端的人，徐兆麟主动联系唐惠民，说唐惠民之前到处抓他，唐惠民说都是在不同阵营，上面的命令没有办法，二人相约在明孝陵谈事情。徐兆麟听说唐惠民在举办一个特务培训班，他想介绍几个人进去，而且会给一笔好处费，唐惠民也想给自己多找条路，所以就答应帮忙，但该要的好处一点不能少，此后二人经常联系。

1940年8月，重庆国民政府南京地下市党部遭到汪伪特工破坏，陈觉吾、陆玄南等人被捕，11月19日在南京雨花台壮烈牺牲。最后，除中统苏沪区区长徐兆麟、情报组勤嵇希宗和会计蔡均千脱险外，中统在苏沪一带的抗日力量牺牲惨重，之后徐兆麟调到重庆任职。

1945年，抗日战争胜利后，叶秀峰担任中统局局长，为了快速接收南京日伪汉奸的财产，叶秀峰让徐兆麟和何应钦联系，想让何应钦派飞机把中统的人员送到南京，徐兆麟是何应钦的老熟人，所以何应钦爽快的批准了。等徐兆麟到达南京后，叶秀峰马上任命他为中统局东南办事处主任，负责清理南京的日伪汉奸财产，郭紫峻为北平办事处主任。

叶秀峰

徐兆麟在南京的中统总部旧地址，成立了中统局东南办事处主任，通过接收日伪财产，徐兆麟捞了不少钱，在南京买了几处房子。不久后，国民政府从重庆搬回南京，中统东南办事处被取消，徐兆麟被调为有职无权的训练委员会委员， 加上叶秀峰也不管他了，所以徐兆麟很郁闷。

1948年8月，季源溥调离上海，徐兆麟又被叶秀峰再度起用，接替季源傅担任上海办事处处长，直到上海解放。

1949年底，徐兆麟逃到台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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